癌痛是什么感觉？“比如你吃一粒米，从放进嘴巴里那一刻起，这粒米在身体里哪个器官，哪里就痛不欲生，吞口水就像是吃碎玻璃渣子。”
“头痛的感觉就像是持续坐了好几天过山车缺氧眩晕。”
“还有排大便的时候，要是能拉肚子就是福气，明知大肠和肛门那里最痛，却也要往那儿用上全身的力气。”这些疼痛症状会一直在，反反复复，不断加重，没有尽头。这就是那些癌痛患者所经历的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
“我和疼痛治疗较量了60年，最希望的就是把疼痛研究好，让我们国家的百姓免受恶性病疼痛的折磨，都能安详地走完最后的日子，笑着和世界告别……”
我国疼痛医学的开创者，已经90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一边说着，一边流着眼泪。
因为癌痛，她选择了死亡
“经常有很多患者和家属打电话说，我们家谁谁谁痛的不得了，你能不能帮帮他，让他舒服一点。太多的癌症晚期患者，最后走得很痛苦。”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玲介绍道。
而说到癌痛，郑爱珍(化名) 的癌痛葬送的不仅是自己，还有和她相依为命的老伴。
70岁的孙叔村与67岁的郑爱珍，家住武汉汉南区纱帽街。孙叔村是三级伤残，妻子的照料是他这些年生活的唯一支柱。
2013年3月，老伴郑爱珍被检查出乙状结肠癌晚期伴有肝脏多发性转移。身体多项指标显示她并不宜手术。一个月后郑爱珍出院，但因病情恶化，老人疼痛难忍，难以进食，卧床不起。三个儿子外出务工，照料郑爱珍的重担落在行动不便的孙叔村身上。
据当地媒体报道，郑爱珍在电视里看到有“水葬”一说，认为人死了沉入江中，很干净，又不给儿女添麻烦。于是便苦求老伴将她送到江边，“想尽快了结此生”。老人还说，她这辈子都听丈夫的，“送我到江里去，这事一定要听我的”。丈夫只得答应。
“送患癌老伴沉江，老伴在江面飘数百米，老汉也追了数百米，最终眼睁睁看着老伴溺亡。
最后，这位自己也已经70岁的老人因故意杀人罪获刑4年。” 陆军总医院肿瘤科负责人张宏艳在谈到我国疼痛治疗困境时，提及这个发生在2013年的悲剧仍然满是惋惜和无奈：“这是疼痛治疗的失败，也是医疗界的悲哀。”
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?“这类悲剧本可以避免，大部分疼痛都能在药物治疗下得到控制，但我国竟然还有那么多患者，因为忍受不了疼痛而自杀。”张宏艳告诉记者，其实疼痛抑制治疗是癌症姑息治疗的一部分，是可以治疗的，但在现实的中国目前关于止痛药物的使用非常不充分。
2016年，我国用于癌症镇痛的所有药品的销售额加在一起只有15亿，而中国医药市场销售额保守估计两万亿，也就是说，15亿的镇痛药占了0.07%，不到0.1%。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三百多万，约2/3的主流患者都会有疼痛，其中很大部分是剧烈疼痛。显而易见，这一类药品在中国使用非常不充分。
扛不过去的癌痛，他选择了吗啡
相比郑爱珍老人的遭遇，67岁退休老教授王广义(化名)则幸运得多。
坐在记者对面，王广义苦笑了一声：术后病情复发，一天下腹部和腰部的疼痛让我都感觉不到下半身的存在了。
第二天查房，医生建议请疼痛科医生来会诊。王广义很犹豫，“因为害怕如果长期服用止痛药，会不会上瘾?于是对医生说，再试一晚，实在不行再说。
让王广义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当天晚上，疼痛更加猛烈，说到这，这个现在看起来精神矍铄的老人紧皱了眉头，抬起左手想比划着什么，却又放下了，停顿了几秒继续说，你一定想象不到，有几个瞬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人间，还是在地狱。
第二天在看到疼痛科医生时，王广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我不怕死，但我怕疼。
最后，疼痛科医生为王广义开了一盒盐酸羟考酮缓释片，后续开具了少许吗啡。在那以后，王广义说，没了疼痛的折磨，仿佛又回到了人间。
韩济生院士表示，吗啡在中国使用率较低有着诸多原因，一方面是公众对于吗啡的误解，一想到吗啡，就想到鸦片战争，印象非常不好;另一方面，我国严格控制吗啡，民间也不敢用。
从医学角度来看，吗啡有止痛镇静之用，是一个天使;如果用在享乐，吗啡则是魔鬼，所以应该减少或者消除吗啡在医学上应用的恐惧感，依照规则来用吗啡，该用而不敢用不是医生吃亏，而是患者吃亏。
中国麻醉药品协会会长田卫星告诉记者，鸦片类镇痛药的临床合理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使命。要想让吗啡在姑息治疗上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，避免纠纷，精准、科学的标准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。
本文摘自《健康时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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